前言
随着四川省美食家协会十大成都名宴推介项目的推进，除了参与每场宴席直观体验，也开始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和学术专著，自己对宴席特别是川菜宴席的文化更深层的认知、疑问和思考，每一场宴席都是川菜烹饪和四川饮食文化结构化的呈现方式，是历史人文、地缘食材、烹饪巧思的同理心表述，最终在宴席上达到与参与者同频。
秋日子非鱼丽之宴后，数次提笔竟未能下笔，觉得从无论是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最终确定从上古神话到近现代的历史中，探寻蜀人对于“鱼水“的情感和烹饪演变，并从大量文献中寻找作证。这是一次繁复却有趣的”寻味之旅“，希望将蜀人的鱼水之情，通过食材、食事呈现出来。
鱼丽之宴缘起
初次知晓鱼丽之宴，是木心老先生的一本问答集，他说“原想叙叙人生上的利钝成败，结果变成了一场酒酣耳热的飨宴“。由此我了解到”鱼丽“二解，其一是美食佳宴，其二是排兵布阵之法。
子非餐厅创作呈现的鱼丽之宴，名字取自诗经，是鱼丽飨宴的通识出处。《小雅·鱼丽》一诗是周代祭祀后燕飧宾客通用的乐歌，表现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宴席上可食用的鱼类品种之丰富，酒宴之隆重。
宴席之上，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教授分享了“鱼丽”的三层含义，其一便是上述诗经里的鱼丽之歌；其二是孙子兵法里的鱼丽阵法；其三，是诸葛亮“八阵图”其中之一名曰鱼丽阵，据说老成都的棋盘街，就是因八阵得名。
除了停留在描述性的资料介绍和一般论述上，我更希望从传播学中的符号学出发，对饮食符号象征有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饮食符号象征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人类非语言交流形式具有的普遍性和多样化，还可以洞察人类心灵深处的各种隐秘以及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加深人们对自身观念意识结构的认识程度。”［1］“在饮食象征文化隐含的深层意蕴中，反映主题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一层次方面的内容最为丰富，分别包括人们在爱情、婚姻、生育、家庭、财富、名誉、地位、智慧、审美、健康、安全和长寿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欲望、愿望和要求，它们集中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2］
在翻阅大量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我发现，蜀人自古以来和鱼水有不一样的感情，每个历史阶段，鱼对于蜀人都有不一样的符号象征意义。
上古神话里的自然崇拜
轩辕*帝与正妻西陵嫘的次子昌意，在四川境内若水，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颛顼，继承天下，成为五帝之一。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一段对于颛顼死而复活的描述：“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帝之孙颛顼大帝生于若水边，复活时又化身为鱼妇，展现了上古神话里，人们对于鱼与水的生殖崇拜。后来中国文化里的“鱼水之欢”也沿袭了这一意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亦认为鱼代表性。在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里，生殖崇拜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鱼，对于彼时的蜀人而言，是颛顼大帝的象征，更是自然崇拜的图腾。
青铜时代的鱼丽之歌
“中国从古至今大体经历了无炊具的火烹时代（直烧、石燔、炮烧）、石烹时代、陶烹时代、铜烹时代、铁烹时代到电器烹时代。”［3］到了夏周时期，可食用的鱼类品种丰富起来，在《小雅·鱼丽》里就体现了当时人们常吃的几种鱼。“巴蜀地区进入青铜时期较晚，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对应蚕丛时期到开明王朝。”［4］这一时期巴蜀农业生产已经到了较高水平，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利兴修，前有大禹治水，又经开明丛帝到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最终形成了天府之国。
都江堰渠首鱼嘴附近曾出土一座东汉灵帝建宁元年（）雕成的李冰石像，上刻铭文最关键的是五个字：“珍水万世焉”。李冰治水，重在珍重水的神圣性，珍爱水的亲仁性，珍惜水的纯净性，珍视水的上善性，珍宝水的下谦性，这“五珍”理念正是都江堰造福人类的秘诀所在，也是蜀水文明形成的缘由所在。水资源的丰富，也造就了巴蜀地区对于鱼的饮食依赖和崇尚。
山林泽渔，古典川食与蜀味
从秦汉到唐宋元时期，巴蜀地区的饮食文化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食材丰富多样，味道“好辛香”，以花椒、蜀姜为主要调味料，食肉食甜。随着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兴修，农副业发展迅速，井盐也发展成为巴蜀地区的特色矿业。加之交通通道纳入中原交通驿传体系，大量西域食材传入。烹饪方式变得多样化，饮食特色越来越鲜明，重要菜品不断见于文献记载，商业饮食业开始快速发展。
晋代张载《等成都白菟楼》里写道，“披林采秋橘，临江钓青鱼。”从侧面可以看出当时成都平原的农副产业和自然鱼资源的发达。晋代《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称成都一带“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汉书食货志》称”民食稻鱼，忘凶年忧。“可见虽然食材丰富，但蜀人的饮食习惯仍以稻米和鱼类为主。夏秋涨水之季节，鱼吃庄稼成害，这样的环境下，鱼更成了百姓饮食的重要食材。而巴蜀地区可食用鱼的种类之丰富，因为史料文献缺失，有些鱼类难以对应今天的鱼类。元稹赞叹“通州俗以鯄为脍”［6］，*鱼、丙穴鱼、鲟鱼、鳝鱼、鯄鱼等成为主要鱼类食材。魏武《四时食制》记载了郫县子鱼、江阳、犍为*鱼等当时特殊的食用鱼种。“郫县子鱼，*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看，彼时郫县子鱼酱应该是声名在外，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做法已经失传。
关于古代巴蜀地区鱼类的记载还有很多，丙穴鱼（雅鱼，即齐口裂腹鱼和重口裂腹鱼）、鲵鱼（娃娃鱼）、黑头鱼、沙绿鱼、石鳖鱼等，在《太平御览》、《蜀志》、《益部方物略记》、《竹屿山房杂部》《食宪鸿秘》中能找到不同时期的鱼类饮食记载。
文人诗歌里，也有专门有描述成都名食和鱼类珍馐的，比如杜甫的《*鱼》，陆游的《蔬食戏书》《饭罢作戏》等。食鱼，本是地方饮食习俗，却能通过人文思考和文学加工见于纸墨，流芳百世，足见巴蜀美食文化的深厚人文根基和底蕴。
川菜宴席的食鱼风尚
据左思《蜀都赋》记载，当时成都一带豪贵的宴席上有鳢（鲤的一种）、鲔（鲟）、鳟、鲂、锑（火鲇鱼）、鳣（圆口铜鱼）、鲨（吹沙小鱼）、鲿（*颊鱼），足见当时吃鱼是很流行的饮食风尚。川菜的烹饪方法，慢慢从原始社会的煎烤和蒸煮，逐渐演变出新的花样。烹饪中介也逐渐从火介、水介加入了油介。对于鱼类的烹制也变得复杂谨慎起来。魏武《四时食制》里描述了“蒸鲇“，汉朝王褒在《僮约》里记载了“脍鱼炰鳖“。
宋代罗愿在《尔雅翼》卷二九里记载了一道和鱼相关的菜，叫“金羹玉饭”，听名字就很金贵。虽然这种鯮鱼做成的羹，现在已经失传，不得其法，却也引起了对古川菜的无限遐想。蜀人爱吃鱼的程度，已经不满足于鱼本身，民间还一些“仿鱼羹”，除了苏东坡在《东坡羹颂并引》里有提到外，《清异录》里更明确记载属中道人，用荔枝仁做仿鱼羹，上桌时看起来“鳞鬣肠胃皆在”，也不知是如何做到的，可叹烹饪方法也已失传。
《华阳国志》里纪录的“尚滋味“，道出了川菜之*，一是蜀人对于味道的不断探寻，不仅仅是喜欢重口味；二是蜀人注重饮食文化，喜欢琢磨饮食之意。后者尤为重要，也是川菜文化逐渐形成了自我风格的出发点。道家有“息情欲，节滋味，清五藏”之说，滋味，不仅指饮食，更是一种人文的境界。巴蜀社会中对饮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