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消费可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前者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后者是指将生产出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士大夫消费生活主要围绕个人消费，主要包括个人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行为，包括衣、食、住、行、用等方面。
通过对士大夫消费行为的探讨，既可以进一步地了解士大夫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可以从中窥探士大夫的消费倾向和收入支出结构。
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满足了人们的各类需求，能体现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生活整体水平。因此，讨论士大夫的经济生活，消费问题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服饰消费
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消费，最重要者在于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尽管士大夫社会地位较高，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与常人相同。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主体。只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文化，有一定的社会身份，他们的日常消费中也体现出这一特点。
衣饰具有御寒的功能，它能彰显着装人的审美品位。同时，它在交际场合中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能让人产生身份的认同感。服饰不仅具有满足生理避寒需求为主的简单功能，而且有其它社会功能。自古以来，中国的冠服通常具有等级性，不同的冠服能彰显不同的身份。
官员是士大夫的主要群体，而官服是有国家定制要求的，它是等级的标志，由皇家敕令来规定，官服穿着有具体的要求。官服是士大夫公务场合所着服饰，由国家配发。
国家对官服根据官阶有不同的服装样式、颜色布料、佩饰等要求。而且规定，不同的公务活动，需要不同的着装服饰。
通常，官服主要包括冕服、朝服、宫服、时服四种。官服体现了三个特色：一是着装正式且穿着场合比较明确。冕服用于祭祀，朝服用于朝堂，公服用于办公，时服是皇帝的按例赏赐。这些服饰都比较正式，其服饰设计、衣服颜色、所佩装饰都按礼制制成。
这是朱代注重礼制、遵守古礼的思想在服饰上的体现。二是这些服饰都有严格的官品限制，服饰设计、颜色、配饰等都与所穿着之人的官品相对应。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这是因为宋代官服除了在各大场合穿着外，还体现出官员间的等级差别。这也是宋代礼制在衣着上的体现。三是官服多因循旧制而有所变化。
宋代官服都依循唐制而来，体现出服饰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变化的一面。与唐代服饰鲜丽豪放的风格不同，宋代服饰比较简约大方。
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主要穿着日常服装，即便是他们闲暇时地穿着，亦有相应的规制。闲暇所着之日常服饰，尽管有一定规制，但相较官服，比较随意。
根据时令，朱熹的服饰款式、材质有所变化。而在闲居和会客时，朱熹穿着的日常服饰款式也有所不同。此外，一些士大夫还喜欢穿着道服，并成为一种穿着的时尚，这与宋代崇奉道教以及帝王的推崇不无关系。
士大夫穿着道服的场合往往出现在居家、生辰、致仕、归隐或参加道家活动之时。士大夫的日常服饰体现了三个特色：一是士大夫的日常服饰有规制。常服在服饰类别、设计等方面有相应的规格。即便在日常祭祀、冠婚之际，所着服饰也有相应的规定。
二是士大夫的日常服饰体现了他们的服饰观念。宋代提倡“崇尚淳朴”、“务从简朴”的服饰观念，士大夫的着装具有清淡典雅的风格，简洁不繁琐的纹饰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意趣，这是宋代士大夫着装的时代特征。
开宝年间，“士大夫寒日多被褐”，“褐”乃是布衣百姓的日常穿着，对此，徐铉的女婿淑认为“晨兴苦寒，朝中服者甚众。”三是士大夫的日常服饰体现出他们的审美意趣。士大夫通常生活闲暇，物质基础较为丰厚，有比较高的精神追求。
日常闲暇生活中，他们追求自由的思想，不愿受到过多的羁绊，所以鹤氅、道服等随性的着装为他们所喜爱。
另外，宋代士大夫家庭的女性成员日常生活消费是士大夫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衣饰消费方面，宋代女子装束变化多样，普通士大夫家庭之女性家属亦雅善打扮自己，可见闺阁服饰也是士大夫家庭一笔不菲的开销。
闺阁女子对妆容也较为注重，临安女子于六月六日茉莉花新鲜上市之时节，便迫不及待买来装点容颜，价格不菲的茉莉花，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是很难给女性成员作妆容饰品的，其消费者非富即贵，故而此笔置装费成为士大夫家庭的开销之一。
宋代士大夫的服饰消费体现出以下特点：其一，服饰仍然重视礼教规范。士大夫着装不管是官服或日常服饰，人们都可以轻易地经服饰区分官员和普通民众。
其二，服饰消费体现了士大夫们的审美取向和生活志趣。宋代提倡简单质朴之风，不似前代提倡奢华，这也反映在了士大夫们的服饰消费中，如道服和清雅简朴的服饰成为他们的消费首选。
其三，服饰消费与经济实力有一定联系。经济条件较好的士大夫们，家中女眷也可以跟随潮流购买相应的服饰。
二、饮食消费
中华饮食文化渊源流传，饮食不但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能折射出当时人的文化品位。宋代士大夫的饮食消费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是首要之义，在饮食种类、饮食观念、养生之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主张。
在一些士大夫的观念中，饮食消费需合乎度，对饮食加以节制。苏轼的饮食消费观念一是不重视肉类食品，力求清淡简雅。二是在人际交往中，要做到有礼有节。三是饮食节制的目标非常明确，求得身体康泰、物质无忧。这些表明不少士大夫主张合理消费，健康消费，不奢侈浪费、暴饮暴食。
司马光日常饮食比较简单，主食无非饭、面而己。士大夫重养生，常食粥，士大夫较为重视蔬果消费，且以新鲜蔬果为上选。这与他们经济条件较好，多居住在城市有关。宋人的肉食消费以羊肉、牛肉、猪肉为主，其它肉类辅之。
当时羊肉价格最高，宋廷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表明以食羊肉为尊，认为羊肉乃肉类中的贵重品种。牛肉也为时人所喜好。猪肉购买极方便，苏东坡烹制的东坡肉更是名扬天下。
除了羊牛猪等家畜外，士大夫也喜食水产品、驴、鹿、鹌鹑等其它肉类食品。士大夫在饮食消费中体现出文人雅趣。烹茶品茗是很多士大夫钟爱之事，宋代茶饮盛行，士大夫对茶叶进行品鉴，尽显优雅之态。
品茗之余，他们还喜好斗茶，斗茶是名士高雅情操的表现，不仅在于品味，还在于心灵的修炼。士大夫在饮食中体现出文人雅趣，司马光用菊瓣作羹汤，自己采摘菊花花瓣，让厨子烹饪之事。他希望厨子保持菊羹的原汁原味，实际上也借此表达自身的情怀。
宋代士大夫在饮食中，不仅仅在于品味饮食之鲜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用饮食表现自身的品行，表达自己坚守的情操。士大夫还能从饮食消费中发掘文化内涵，极尽雅致，他们在饮食消费中引经据典，既增加了雅趣，也扩展了思维，颇具格调。
茶茗的清雅和美酒的醇厚，是吸引士大夫消费的重要因素，茶的冲淡和酒的馨香都熏陶着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泡酒也为士大夫所喜爱，临安市肆售卖梅花酒，商家为招徕士大夫入店消费，营销手段可谓独特高雅。
岁时节庆之时，消费特定食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士大夫作为文化传承的主流，在节庆饮食方面较为重视。在除夕、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乞巧、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之际，都会特意准备应节饮食进行庆祝。
士大夫遵循传统习俗。在家庭女性生育之际，他们也会遵从民俗，为生儿育女做准备，但他们准备之物比较精致。士大夫为庆生而准备的银盆、锦、羊、细米这些物件是很隆重的。
他们对满月和周岁也很重视，从民俗而又彰显礼仪，抓周所用之父祖诰敕、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等物件，寄托着士大夫辈期望子孙后代能被教养得文雅谦恭，再经由努力读书从而入仕的心愿，这颇能体现读书人的身份特点。
这些可以看到士大夫饮食消费有以下特点：一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经济生活与普通人一样，离不开饮食消费，关于他们的日常饮食消费在史册中多有记载，消费内容主要围绕在主食、蔬果、肉食和茶酒等方面。二是宋代士大夫消费较普通人群相对较高，这与收入高且稳定密切关联。
正是缘于这样的原因，他们的饮食消费中更注重生活品味，重视消费环境和饮食文化。三是宋代士大夫主张合理消费、健康消费，重视寄托志趣的消费。同时，在士大夫的消费过程中，也彰显出他们的高雅情怀。
宋代政府建造了官邸，供给在职官员居住。但官员对官邸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他们致仕后，要把官邸归还国家所有。住居不但是士大夫安身之所在，还是他们交游聚会、陶冶身心之地。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不少有官职或靠讲学为职的士大夫都有不错的收入，他们也乐于投资于建造庭院。但是，家庭庭院的建造也需要一定的规制，不能逾越国家制度规定。士大夫住居的等级与其官品有关，诏令对他们的住居条件加以限制。
总结
这也反映出，当时有些士大夫的房屋装饰已冲破了等级限制，使得朝廷不得不颁行相关诏令进行限定。
部分士大夫在其家乡或长期生活的地方建房，经济条件好的士大夫有的还建园林别墅。不少士大夫家里都有园林，一些高官有大园林，普通人家也在宅院里设一小院子，供朋友聚会之用。
在洛阳，士大夫热衷于大规模地营建园林建筑，他们甚至达到了互相攀比的程度。有的士大夫虽然没有私家园林，但却尽可能地提升居住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