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之策，管仲答道：“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管仲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已成其名。集合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树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民原原本本地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去头发，有的赏赐安抚，治理人民一定要始终如一。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要严格谨慎运用“六秉”，这样民情就可以了解而百姓就可以统治了。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管仲又在《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在《管子·权修》中还说：“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曰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他是说，君王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是非和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律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都愿意做好事，暴乱行为便不会发生了。可见，管仲从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思想，并且将其和德治相结合，而且安排得比较周到，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赞誉。
一、管仲法治的根本目的
管仲法治的根本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则国安。在《管子·小匡》中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只要顺民心，立法行治，则民可御。他在《管子·权修》中专门有一段论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是用建立朝廷权威的，朝廷建立权威，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会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会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命令就无法推行了。“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是用来使用人民才能的。使用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就无法推行了。“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慎，就会使坏人逃罪，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
从以上论述可见，法治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管理系统。管仲在这里没有孤立的谈法，而是多方面的论证。特别强调建立朝廷权威、授爵服、重禄赏、授官职、慎刑罚的重要性。
二、管仲法治的具体措施
（一）法律公开。春秋以前虽已形成了法律条款，但并不公开，条款内容由贵族控制，人们无法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时，授权司寇吕侯编写刑法，“作五虐之刑曰法”。“五虐之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属三千”。管仲打着先王的牌子，想在齐国推行自己的赏罚政策，必须将法律公开。《国语·齐语》“设象以为民纪”韋氏注：“设象，谓设教象之法于象魏也。”“象魏”是宫墙，“设象以为民纪”，就是把各种刑罚内容以图画的形式在宫墙里公布出来让人们知晓。这应该说这是一种新事物。（张荣明《管仲改革标志着齐国社会形态的转折》，《管子学刊》年第3期）管仲的法治思想是从“明君”治国的政体中提出来的。他在《管子·七法》中提出：明君要“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亲于戚。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与人。”意思是就是说“社稷重于亲戚”，明君不会为亲戚危害国家；“爱法高于爱人”，不会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他把“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由此可见，他的“依法治国”的君权是建立在“明主”前提之上的。
管仲法制思想与以后的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朝的法家有实质性区别。秦法里，“力”取代了“德”，“法”取代了“礼”，其治国思路是“刑生力，力生强”（《商君书·说民》）而在管仲的思想中，“礼”和“德”具有比“法”和“刑”更根本的地位。因此尽管秦法家与管仲都主张实力政策，但前者是一种激进的、浮躁的“军国主义”的政策，而后者则体现出稳重、深厚的“文化主义”思想。是否实行法制是国家治乱的关键。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是“明君”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思虑，使以后的秦法家相形见绌。
（二）管仲的立法原则。
1.顺民心、察民情。《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管仲把顺民心与否提高到政权的兴衰和国家法的畅通的高度来认识。他同时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他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他把“予之于民就是取于民”的原则当做治国之宝，这是管仲的真知灼见。
管仲对民情也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他在《管子·治国》中说：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就会“危乡轻家”，“凌上犯禁”，“则难治也。”同时，他还注意老百姓的收入差异并设法弥补。他说：“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鬻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即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故先王圣王总是让农、士、商、工四民交换他们的技能和劳动，使他们每年的收入不要过于悬殊。
2.兴利除害。兴利除害既是管仲的立法根据，也是一般法治的职能。富国强兵是法治国主要目标，法治应为此做切实的保证。使农民专心于农，是富民富国的根本途径。“民事農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同上）兴利包括的方面甚多，除害当时主要指禁末作文巧，禁民游食，禁私术泛滥。
3.公正无邪，一视同仁。《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他强调治理百姓不了解法规不可。法是对谁都一样的客观标准。这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有法保证，社会就会有公道。“事则有常，民则可安。”“公法废而私曲行。”公法废弃而邪道风行，社会就不会安定。
4.信庆赏，严刑罚。管仲要求立法：“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管子·牧民》）他强调不强干办不到的，不追求得不到的，不立足不能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做的事情。在此前提下，他强调严刑罚，“明必死之路”，“则民远邪”。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人们就会远离邪恶，不去干坏事。他同时提倡“信庆赏”，“开必得之门”，“则民轻难。”（同上）“信庆赏”就是向人们敞开立功的大门，使老百姓不怕牺牲的为你效劳。
4、警“四伤”，立“四经”
管仲在《管子·七法》中提出“四伤”并分析其危害，提出兴“四经”的方略，对治理齐国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历代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管仲说：“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这里是说，宫廷里各种坏人伤害君主的权威，奸邪的官吏伤害国家的法制，奸民伤害风俗和教化，盗贼伤害国内的民众。他又说：“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即威信被伤害，君权就会往下移；法制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往上流；教化被伤害，臣民就会不和睦；民众被伤害，百姓就得不到安居。他还说：“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管仲进一步分析道：君权下移，政令便无法通行，财货上流，官德必然破坏；臣民不和，百事都无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造成盗者留住务农者离散的局面。在以农立国的国家里，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管仲进一步指出“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由此管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国之四经败，人君泄见危。”就是说，国家大法不严明，国君左右的坏人就得逞；官爵之度不严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严明，奸民就得逞；刑罚制度不严明，盗贼就得逞。一国的四经（大法、官爵、符籍、刑法）败坏了，君主又不重视，就会出现危亡。因此管仲呼吁：国君要警“四伤”，立“四经”。呼吁君主要严明国家大法、严明官爵法、严明符籍法、严明刑法，以防止和制止腐败之风。
5、向百姓公布法令
为了让人民了解并拥护法令，管仲首创了向百姓公布法令的办法。每年初一百官在朝向全国发布法令，五乡乡师和属大夫，学习法令五天，然后到太史那里领受法令典籍。法令公布完毕要及时回报，同时评定爵赏，考核官吏。（见《管子·立政》）为了让百姓了解法令，他常用最简单易懂的大众化语言书写法律条文（即所谓“论卑而易行”），这样百姓就会积极拥护并认真执行。(参见《管仲与齐文化》年第四期)
6、明君重法，居身论道行理
管仲在《管子·七法》中说：“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明君则不然。所贵者，非宝也；所亲者，非戚也；所爱者，非民也；所重者，非爵禄也。”这是说，当代一般君主，所重视的是珍宝，所亲近的是亲戚，所珍爱的是属民，所重惜的是爵禄。英明的君主则不然。他最重视的不是珍宝，最亲近的不是亲戚，最珍惜的不是属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禄。“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亲于戚。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所以，不为重宝损害政令就是“令重于宝”；不为亲戚危害国家，就是“社稷重于亲戚”；不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就是“爱法高于爱人”；不为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就是“威信重于爵禄”。君主如果不懂这四条，就会一无所得。总之，他认为开明的君主，要把法令看得比珍宝和属民还要重要，把社稷和国家权威看得比自己的亲戚和爵禄都重要。不然的话，什么都得不到。这是难得的远见卓识。
管仲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带头执法：“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即君主能按理办事，群臣就服从政令，百官就断事严明，谁也不敢徇私了。“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即在评功记劳时不能离开法律规定。宠臣、侍从、大族、权贵和大臣们，不得凭借特权加功。关系远的、地位低下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没。“故有罪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即这样，犯罪受刑的人不会抱怨上面，有功受赏的人也不会滋长贪心。于是，临阵的将士们都将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了。
管仲法制思想是在旧的宗法制度在破坏、新的封建制度正待建立的时代产生的。它代表新兴势力诸侯国的利益，以使齐国称霸图强为目的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并推动时代进步的一种改革的尝试。它既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以法治国可以说是改革创新的举措，是难能可贵的。管仲时代，法制当处初期阶段，作为思想体系还不完善。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家，管仲对等级制度的弊端有所认识，有所突破。对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十分重视，其法治思想是在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用法制代替人治，用法规来规范臣民的行为，用以建立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以此消除实际存在的纷乱和暴虐，这种政治目的，不仅是治世良策，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管仲的德治思想
管仲在相桓公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强调注重德治，即道德教育。他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姜尚的德治思想。他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论，道德教育要紧跟着“仓廪实”和“衣食足”来抓。他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守国之度，在饬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顿“四维”，即“礼、义、廉、耻。如果破坏了“四维”，国家就要灭亡。这是因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枉从。”意思是：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遵守的规范；有义，人们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人们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人们就不会趋从坏人。他进一步指出：“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妄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即是说，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统治者的地位就安稳；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会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事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他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张扬了，君令就可以贯彻。他把张与不张的“四维”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说明管仲不仅认识到“仓廪实”与“衣食足”对整个国家起着决定作用，而且认识到“知礼节”与“知荣辱”的巨大作用。这在当时不仅是深刻而有远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
管仲不仅把一个国家道德建设看得如此重要，他还认为国君的道德素养更为重要。他在《管子·牧民》中说：“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为什么呢？他说：“授有德，则国安。”对全国来讲，“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管子·版法》)只有内心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不仅君主的道德修养要高，而且君主任人也要十分慎重。在《管子·立政》中，他说：“君主所慎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很重视选贤任能，注意德、功、能三个重要方面，并把德放在首位。他说：“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以授尊位。”主持政事没有取信于民的人不能做大官。
在《管子·立政》中，又说：“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即君主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尊崇道德而不真正行仁的人，不可授予国家大权；二是见到贤能不推让的人，不可授以尊高爵位；三是对掌握刑罚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轻易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做都邑的官。这四条是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决定国家安危的根本。同时，他指出：“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即德行深厚而授爵位低微的做法，叫做“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位尊高的做法，叫做“有失”。他告诫各级用人者，在选贤任能中不要做“有过”、“有失”的事。管仲倡导的道德内容除礼、义、廉、耻外，在《管子·五辅》中还具体要求“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
“德有六兴”包括：1、“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研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改善人民生活。2、“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即开发潜在财源，疏通屯积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3、“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即疏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给人们提供便利。4、“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豁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实施宽大政治。5、“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即敬仰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救人之急。6、“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的人家，资助赤贫，这叫救人之穷困。以上措施不仅在物质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给以关心、照顾、帮助，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关怀、爱护、鼓励。
“义有七体”包括“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这是说：用孝悌慈惠来供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侍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俭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战备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际内容。接着他论证这样做的好处是：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才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然后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然后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义”是必须认真实行的。
“礼有八经”。“八经”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八经就是上下有礼义，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有次序，贫与富都有法度。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上下无礼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就会失其节制，这样整个国家就会陷于混乱。整顿八经，要求为君者公正而不偏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结党，作为父母的以教育实现慈惠，作为子女的以严肃实现孝悌，作为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为兄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为丈夫的专一实现敦厚，作妻子的以贞节进劝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
管仲在《权修》中要求“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如果不这样做而要求百姓行大礼、行大义、行大廉、行大耻不可得也。他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
管仲还强调诚信教育，并在行为上严格规范。他在《乘马》中要求：“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即非诚信的商人不得靠商业吃饭，非诚信的工人不得靠工业吃饭，非诚信的农民不得靠农业吃饭，非诚信的士人不得在朝中做官。由此可见，他把诚信教育与人们的饭碗联系起来，促使人们讲求诚信。
管仲在《管子·五辅》中还说：“逐奸民，诘诈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这是要求驱逐奸民，查究伪作，排除谗言邪恶之徒；而且不听淫乱言词，不准造淫奢物品。这是因为：“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謟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如果人们有淫行邪性，传播淫乱言词，制造淫奢物品，用以取悦君主、惑乱百姓、扰害人民务正业的要处以死刑或流放。
四、建立制度，保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管仲首先在齐国建立了“复事”、“奖励”和“处罚”制度。在这方面他和齐桓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这在《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据《小匡》记载：“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桓公重视这些经验，当即向五属大夫推广。“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
管仲在实行“复事”、“奖励”、“处罚”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三选”制度。在建立“奖励”、“处罚”制度之后，出现了各乡乡长退而修德进贤的现象。这时管仲建议“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谤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指乡长、官长及君主的选拔）”。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长把贤士送来，桓公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里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并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力。至于人民的诽谤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某乡意见并加以考验。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如可以举拔，就待时用之。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没有大过的，便提拔作上卿的助手。这叫做“三选”。通过“三选”，大批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材源源不断地被选出来，有勇气、有体魄筋骨出众的人才也被选出来，官员不断得到补充，保持官员队伍的健康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极大。
管仲主张奖励有德才的人。在德的方面，他选好义、质仁、慈孝父母又长悌闻于乡里的人。管仲说过：“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有崇高道德的而真行仁的，才可胜任国事，取得众人的拥护。他把“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牧民》）“义”讲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这些都是有影响的人。在才的方面，他强调“好学、聪仁”。当时齐国人基本上还是以自学为主的家学,人才多出自自学和家学，管仲支持、鼓励好学、聪明是有远见的。同时他强调人要有勇、体魄强壮、筋骨出众，这既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官员必备的条件。
管仲主张处罚那些不慈孝父母、不长悌乡里、骄横浮躁、淫乱施暴、不遵守法令的人。管仲多次强调：“凡牧民者，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权修》）他在《五辅》中说：“逐奸民，诘诈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即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不准听淫乱的言辞，不准造淫乱物品。对有违犯君令的人，要分别给予处分。就象《小匡》记载的那样：“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这样才能达到“政成国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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