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非遗纪录片在凝聚民族记忆、增进文化认同上具有天然的题材优势。通过文化记忆的视角来观照，近年的非遗纪录片中的记忆形式可以归纳为节日记忆、生活记忆与代际记忆三个维度。空间符号的意义生产、时间经历的事件阐述和诗意风格的审美修辞，构成非遗纪录片中记忆场所的认同机制，以新的方式表征与塑造了记忆的荧屏空间。
非遗纪录片;文化记忆;记忆之场;身份认同
记忆是一种心理意识能动的反映，也是一种考察历史存在的视角。年，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把记忆现象从个人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拓展到了文化层面，他认为文化记忆建构的身份认同是民族或国家得以存续的基础。在大众传媒语境中，纪录片以真实性为本质追求，其作为传播国家形象话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媒介载体，具有独特的记忆属性。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非遗纪录片将非遗事项存储并转化为视听内容，积极践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法则。在梳理该类题材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记忆视域探讨近年来作品的内容生产与认同机制，不仅是对非遗纪录片如何形塑文化传承、确认身份意义的学理性思考，而且可以为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品牌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我国非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与认同向度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丰富的，涵盖了民俗、曲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体育等众多类别。20世纪90年代，一批纪录片便将目光投向民间文化领域，呈现了此时尚未明确定义的“非遗项目”，如描摹“桦树皮制作技艺”的《最后的山神》()、讲述“鄂温克驯鹿习俗”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潜含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步入21世纪，昆曲等“申遗”成功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从国家层面得到推广与传播，与之相应，“为何守护”与“如何守护”也上升为关键的身份认同问题。自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以收录项目为拍摄对象的专题式纪录片《昆曲六百年》()、《千年土陶》()、《纸的故事》()与系列纪录片《年轮》()《手艺》()等陆续播出，扩大了大众对非遗的认知视野，这些作品虽然大多表现为纯粹的手艺记录或辅以简单的生活故事，但并不失其传承意义。
随着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产纪录片创作愈显精品化、多样化趋势。非遗通过影像媒介的实践得到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纪录片搭建了非遗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要展示平台。从《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现象级”作品的诞生，到近几年《我在故宫六百年》()、《古书复活记》()、《百年紫砂》()、《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等作品细分非遗的门类，可以说，新时代的非遗纪录片纳入元素愈加丰富、拍摄技法渐趋精湛，凸显非遗的历史深度、知识向度与情感浓度，标示着该类题材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影像表达的重要载体。
“一旦民族文化记忆链条断裂，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纵观我国非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尽管涉及技艺百工、生活万象，但始终保有以“文化认同”为向度的内在本相。非遗题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置于当代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语境，从三个层面提出了电视纪录片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作用:其一，传达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非遗纪录片建立了一种在日常生活讲述基础上的“国家在场”，通过本土故事与影像符号的交织，凝聚民族情感的记忆场，呼唤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嵌合;其二，体认非遗传承的文化意义，纪录片中的非遗元素并不总是表征为“过去”的记忆，也更多地彰显“器物”跨越历史的厚重意义与“技艺”创新转化的现实含义，强化了观众作为记忆与认同主体的在场感和互动感;其三，面向大众的市场话语表述，非遗纪录片立足百姓视野、敞开生活本质，从创作观念上与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相贴合，满足了当下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非遗纪录片中记忆形式的呈现
每一种文化记忆的媒介都有其特定的象征系统与生产方式，因而呈现不同的记忆形式。非遗纪录片中文化事项获得重新编码，统摄于具体的主题及其叙述语态，并积极建构荧屏空间的文化记忆，从叙述层面达到民族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呈现。按照记忆形式进行划分，主要归纳为节日记忆、生活记忆与代际记忆三个维度。
（一）情感共通的节日记忆传统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织形式，节日的定期发生与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如《舌尖上的新年》()讲述了春节期间的美食与年味，传统节日与饮食认同的关联是民族习惯的表达，食物的记忆被转化为身心记忆，从情感维度确立了节日的“专属味道”。《我们的节日》()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为时间序列，依次从年夜饭、祭祖仪式、龙舟制作、舞草龙等节日故事铺陈展开，呈现“中国品味”的文化内涵。在纪录片中，节日的神圣性及其提供的“回忆栖居”体验，将人们日常的平淡或晦暗重新照亮，激发人们对“记忆中的节日”的联想与对比，开拓了情感的怀旧和慰藉空间。
非遗纪录片的节日记忆维系了族群的亲密关系，呼唤现代化语境下人们对“故乡”身份的重拾。如《春节》()、《过年》()再现春节记忆，在通向团圆旨趣的叙述中，无论是民俗仪式、食物制作等展演元素，还是宗祠、戏台、传统民居等建筑元素，均从有形与无形之间不断弥合观众的情感与记忆。“在庆祝者/观赏者与庆典相互的对话交流之中，节日庆典的意义得以进入开放澄明的境地。”大众表情串联的社会记忆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如《过年》第3集《欢颜》中，“在乡”与“返乡”的小镇百姓群像，处于庆典氛围的烘衬下，经由“殷切的期盼”“重逢的惊喜”等一系列有意味的特写镜头，构成“节日表情”的独特记忆符号。
(二)人本表述的生活记忆对于非遗纪录片而言，如果说节日记忆往往偏向于“集体的展演”，那么生活记忆则更多着墨于“个体的演绎”。纪录片有着描述、发现与创造生活的本质功能，非遗是大众生活中传承的活态文化，传承的核心主体是“人”，其具备的精神滋养与审美意味早已契入日常生活的角落。非遗纪录片的生活记忆埋植于以人为本的故事理念，表述为人的个体自我向社会层面的价值认同。
一方面，这体现在职业、趣缘群体的记忆。《我在故宫六百年》的核心题旨是找寻新中国成立初期修缮故宫的“大工匠”，该片通过生活场景的把握重新定位了“工匠”身份与工匠精神，正如片尾的旁白讲道:“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物件替人诉说的是丹宸之所永固，皆因一代代故宫人薪火相传。”《藏家》()则